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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领袖们》读书笔记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结识了二次大战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重要领导人，他对这些影响世界历史的人物进行了栩栩如生的描述。我们对他最熟悉的事件莫过于——中美建交，他是第一个访问我国的美国总统。
读完这本书发现，尼克松虽然在这本著作中明显更为推崇和他意识形态相近的伟大领袖，比如丘吉尔、戴高乐、阿登纳等等。但是他也详细的描写了赫鲁晓夫、周恩来等与西方国家对立的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虽然不可避免的带有意识形态差异的有色眼镜，但尼克松的描述也为读者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口，我们得以体会到与以往接触知识很大不同的新见解、新描述。除去意识形态方面还有美国那种将自己作为自由世界救世主的那种姿态，这本书对东方阵营领导者的描写还是非常客观可信的。
对于争辩已久的是“历史创造英雄”还是“英雄创造历史”的问题。尼克松在第一章就提出了一个领导人跻身伟大领袖的三个要素：“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事件”。
这个论点不同于我们所受的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尼克松一方面承认时势造英雄，领袖人物是为着困难而生的，当他们遭遇极大的困境时，他们往往有种本能的历史感，他们知道自己身处历史的十字路口而心生喜悦。就如同前两章的主角——丘吉尔与戴高乐，他们在自己的祖国遭受磨难时毅然挺身而出，证明自身的同时也挽救了自己的祖国。另一方面，尼克松同时在书中表示，时势之下有英雄，但英雄们在具体的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时所起的作用又是普通民众难以理解的。历史创造了英雄，英雄也创造了历史！个人的作用在特殊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比广大迷茫中的人民更有力量。
不论本书中一些敏感论点是否正确，例如在赫鲁晓夫一章结尾所提到的“共产主义对世界和平与人民的奴役”，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和平演变”······这本书给我带来了崭新的视野与鲜有所闻的西方政治理念， 如果判断一本书好坏的标准在于是否可以引发读者的思考的话，这本书可以称得上是一本伟大的书。如果判断一本历史与人物的书优秀与否是其所蕴含的的“真实”，这本书也称得上是本“优秀的书”。
最后我想所得是，只有用自己的双眼广泛阅读不同国度、不同背景作者的多部经典作品，而后相互印证才能了解一个时代层层帷幕下的真实——不是一人一国的历史，是最接近事实的历史。
真相或许有无数个，事实才永远只有一个。
20××年11月5日记
篇二：《领袖们》读后感
以往的大多数关于领袖人物研究的著作中,基本上是运用历史方法,从领袖人物成长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来考察他们对历史发展进程产生的作用。尼克松在继承这个基本方法的基础上,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路径上都加以创新。研究方法上,著者运用了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技术,对书中各章节中关于战后不同国家领袖人物的个性描述都是基于自身与他们的近距离接触的经历。参与式观察的好处在于研究者可以亲眼目睹实际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不加分析地认同报告人所提供的情况。[1]由于尼克松工作经历的原因,使得他可以有难得的机会在战后三十五年的时间里直接研究世界领袖人物。他访问过世界80多个国家,同除了斯大林以外的战后世界重要领袖人物直接打过交道,而且目睹他们进行领导的情况,使得他可以从自身经历的角度去分析他们成败的原因。研究路径上,尼克松在研究战后世界领袖人物时集中运用了精英理论。精英理论是通过分析统治者和杰出人物的性格及其政治统治行为来考察和分析政治现象的一种研究途径。[2]著者通过选取战后不同的领袖人物,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对他们的性格和政治行为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研究他们对世界历史进程或是某些具体领域、事件产生的重要作用。基于这样的思路和安排,书中写到了温斯顿·丘吉尔、夏尔·戴高乐和周恩来等战后世界的重要领袖人物,这些不同的领袖人物也构成了本书的主要章节。本书共分为九章,第一章《是他们影响了世界进程》清晰地勾勒除了全书的理论框架以及著者的写作思路,同时交待了他对领导能力、领袖界定等问题的认识。后面的七章选取战后一些领袖人物进行具体的个案分析,个案之间相对独立,但是又有复杂的相互关系。因为这些领袖生活在冷战这一特定的历史时代,他们之间的思想或是政治行为多少有相互的影响。第九章《在舞台上》主要论述了对领袖领导能力的见解,是对以上诸多个案分析
的总结和升华。
二、领袖政治行为与时代的互动
领袖政治行为与时代的互动关系一直是政治学家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著者没有重
蹈既有研究中的误区,即机械
的“个人与时代的辩证关系”。书中对领袖的个案研究折射出冷战不同阶段世界形势对领袖们决策的重要影响,但不是简单重复“个人推动时代进步、时代对个人产生影响”这样僵化的公式。相反,著者更注重的是,领袖本人对这种具体而外在的国内外形势变化所产生的反应,并把这种变化放在领袖本人对外认识的变迁过程中来认识。正如阿诺德·沃尔弗斯强调的那样“外在于行为体的因素只有当它们影响决策者的头脑、情感和意愿的时候,才能变成决定因素。人决定以某种特定方式来行动,这是发生于人类精神领域的事件,它必然代表着任何政策行为的一连串事件中的最后一个环节。”[3]也就是说,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对领袖们政治行为产生影响是不证自明的道理,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是,领导人是如何有选择地接受外来影响,并且如何处理这种影响变化与既有路线的关系。本书中第七章《周恩来》中关于周恩来对中国当时所处的孤立境地的逐步认识和他与尼克松的接触互动的分析最为典型。事实上,在六七十年代,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认
识到中国处于孤立的境地到最后做出与美国和解的决定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各种导致他认识到这种情况以及最后做出与既有路线相反的决策的因素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影响周恩来的想法,问题是这些因素是否为他所接受以及他怎样根据这些因素来决策。
三、领袖如何进入“伟人”行列
关于领袖人物如何进入“伟人”行列,著者提出了一个可靠的公式:一个大人物、一个大国和一个重大事件。著者认为,战时的挑战使领导人的所显示出来的品格易于衡量,和平时期的挑战可能是巨大的,但领袖战胜这些挑战构不成戏剧性的事件,也引不起人们的重视。所以,战时领袖的评价高于和平时期的领袖。这种思路贯穿于著者在对领袖进行个案研究的各章节当中,三个因素缺一不可,共同使领袖人物进入“伟人”行列。例如,麦克阿瑟之所以伟大不关在于他领导盟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更重要的是在于他对日本战后民主化改造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与此同时,著者强调被广泛称之为“伟大”的并受人们尊崇的领袖人物并不一定是道德意义上的“好人”,伟大的领袖更侧重的是他对重大的历史事件产生的影响。通常,人们在谈到伟大领袖时,只是很少提到那些在高度道德水平上治理国家事物的人,更多地是谈到那些以宏伟规模非常有效地行使权利从而
极大地改变历史和世界进程的人。
四、对领袖的领导能力的认识
关于领袖领导能力的见解,著者也提出了系统的论述,尤其体现在最后一章《在舞台上》。著者在阐述领导力见解这一问题上,并没有单靠理论、现实或是抽象的概念来论述,而是往返于大量领袖人物的具体经历和关于领导能力的基本概念之中。正如约瑟夫·奈所言“单靠理论或者历史是不足以解释问题的。我们只有往返于历史和理论之间才可以避免这样的错误。”[4]著者明确区分了领导者素质与领导能力的区别。领导者的素质并没有系统而又固定的论述,可能给领导者带来好处,也可能带来坏处。所谓的这些素质并不是领导者固有的,可能一些商界成功人士或是一般民众同样具备,问题在于这些优良的素质是否为领导者正确而又成功的运用,并对自身的政治行为产生益处。领导能力要以领导者的优良素质为基础,当领导者在运用这些素质时懂得去权衡后果即是否会给自己的政治行为带来益处,素质才可能转化为能力。此外,领导能力的体现还在于,领导者是否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强烈的自信,并能够以此来激发人们的热情,使自己的行为得到民
众认同和追随。
篇三：《领袖们》读后感
2尼克松的这本著作还是很吸引人的，因为书中比较客观和平易近人的文风，因为这本著作在探讨做一个领导者或一个领袖的必备素质时发出的独到见解。这种独到见解一方面由于尼克松的博览群书，更为重要的是他特殊的身份，他本身就是个领导者，做过美国的总统。因为这个特殊的身份他和这些书中的领导者有近距离的亲密接触。在这种近距离的接触中他更加能够写出领导者本来的面目，因为他同样是一个领导者，他对领导的本质和技巧有其经验式的独到见解，对有志成为领导者的后来俊彦有着实用的指导意义。
尼克松在这本著作中推崇和他意识形态相近的伟大领袖，比如丘吉尔、戴高乐、阿登纳。但是他也详细的描写了赫鲁晓夫、周恩来等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在他看来是一个人格和修养上都非常值得尊敬的完美的人，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执行者，伟大的外交家，伟大的协调者，伟大的总理。也许人们会说毛泽东主宰新中国，同时也主宰周恩来，但是周恩来的顺从是一种高尚的顺从，是为了大局和人民的顺从。有时候领袖就应该克制自己，不要让野心之火败坏自己的心智和德行。如果有人比你更适合这个位置，你就应该大度的让贤，并且合作共同完成伟大的事业。
领袖必备的素质是我非常注意的。领袖必须看到更远的地方，应该看到未来的方向，所以毛泽东就会只谈哲学问题，而把具体事物的操作交给周恩来去做。领袖必须能够有一个远见卓识来引导自己国家的人民，没有远见卓识，就没有那种长久的领导力。所以领袖必须是深思熟虑的，博览群书的，或者是广泛听取意见的。光是形成一种鼓舞大家引导人民的远见还不行，领袖必须能够有足够坚强的意志和极大的决心勇气去坚持去执行去实现它。意志的锻炼显得非常重要，意志不坚强，就树立不起强有号召力的旗帜。意志不坚强，就不能克服一路上的艰辛和阻力。要知道领导一个国家，领导众多人民，其间有各种阻碍各种意外，一个犹豫的人软弱的人是绝对不能胜任的。
领袖很多时候需要冷静，或者表现的冷酷无情，这是他意志坚强的一个表现。因为他不顾一些人的反对（这些人的数量还不少），因为他可能为了大局的利益而毫不犹豫的牺牲自己或者少数人的利益。你可能会说这是多数人的暴政，领袖很多时候就会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领袖的内心煎熬比任何人都要严重，所以领袖在这种时候必须豁达必须表现的冷酷无情。
3这本由20世纪下半夜极具影响力的一位领袖人物去描写同时代的其他领袖们的书，对于任何一位致力于成为领袖人物的人都是必不可少的。由于作者身份的特殊，这本书并不如它文字里所表现的那般易懂。尼克松被认为是自威尔逊、小罗斯福后美国最伟大的战略家。他对领袖的理解不仅仅来源于书本，更来源于他的自身的实践，且这本书是在水门事件之后他下野所著，在一个适合理性思维的环境中，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将他亲身接触的领袖们的风采逐一道来。在对领袖们的深入剖析的过程之中，尼克松阐述了自己的领袖之道。
对于是“历史创造英雄”还是“英雄创造历史”的问题，可谓是众说纷纭。尼克松在第一章就提出了一个领导人跻身伟大领袖的三个要素：“伟大的人物，伟大
的国家和伟大的事件”。从这种角度来说，尼克松是赞成时势造英雄的。领袖人物是为着困难而生的，当他们遭遇极大的困境时，他们往往有种本能的历史感，他们知道自己身处历史的十字路口而心生喜悦。就像1940年5月10日丘吉尔被提议担任首相一职时，他写道：“当我凌晨三时就寝时，觉得有一种深切的宽慰感，我终于取得了在整个舞台上担任导演的权力。我觉得似乎是在与命运一道前进，而过去的全部生活只不过是为了这一时刻，这一考验的到来作准备而已。”
除了拥有可以施展手脚的舞台之外，尼克松也在很多地方阐述了领袖之道。他认为“伟大的领袖需要有伟大的想象力，它能激励领袖，又能使领袖去激励全民族。人民会爱戴也会憎恨伟大的领袖，但他们很少会对他无动于衷。”对于后半句，书中有太多的领袖为其作注解。如因为一个无关紧要的提案未被通过而愤然辞职的戴高乐，例如在战争中领导人民战胜邪恶而随即被民众一脚踢开的丘吉尔，再如一手建立西德繁荣局面却遭后起之秀逼迫而不得不辞职的阿登纳。正如丘吉尔所说，伟大的民族是忘恩负义的。尼克松自己也遭遇了爱戴与憎恨的过山车般的际遇，在写道这句话时，他一定是感慨良多吧。
本中第三章，写的是戴高乐，副标题叫做“一个领导者的秘诀”。尼克松对戴高乐的领导风格是极为推崇的。在这章中，他仔仔细细的分析了戴高乐的领导方法与领导观，引用了戴高乐所著《剑锋》中有关领导力的观点。在这里，尼克松仿佛与戴高乐合一了，他表面上阐述着法兰西英雄的领导，实际上表达着自己对领导力的看法。
尼克松认为戴高乐的难以捉摸是他“精心塑造”的结果，他显然是欣赏戴高乐的这种独立于孤峰之上，独立于党派之争而成为政治的仲裁者的角色的。在他自己的执政生涯中，他也一再的采取措施将自己塑造成为那样的人物。戴高乐曾宣称：“最重要的是，没有神秘感就不可能有威信，因为对于一个人太熟悉了就会产生轻蔑之感”。尼克松也希望保持着这种神秘感，他曾和人说，他是多么的希望能够以戴高乐的方式召开新闻发布会啊。在《见证权力》一书中，白宫的工作人员大卫葛根写道，尼克松有时会在白天远离椭圆形办公室，躲进老办公楼，他也厌恶别人打探他的私生活。这一切都源于他对神秘感的追求。
比尔萨菲尔在他的尼克松时期的回忆录《垮台之前》中用了一个比喻描述尼克松。他写道：“你可以把尼克松比作一个蛋糕。外壳是保守派的，严厉、有尊严、行事妥当。”其下的第一层是一位“进步的政客”，再往下是“无益的好斗的人”，再往下是“玩纸牌游戏的人”，又下一层是“阴险的人，常常带着目的的出击”，再往下是一个务实的人，下一层是“有特殊勇气的人”，最后是一个不合群的人。这段话充分的说明了尼克松性格中的多重特点。大卫葛根则以“光明的一面”“黑暗的一面”来简单的概括。其实从尼克松对其他领袖人物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性格中的矛盾点，他们既民主又专制（如麦克阿瑟），既友好又粗暴（如吉田茂），既自信又自卑（如赫鲁晓夫）。伟大往往产生于矛盾处。
从书中的许多细节，我们可以看出尼克松的失败好比麦克阿瑟的失败一样，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是他对媒体的反感。他写道“像丘吉尔和戴高乐这样富于创造精神的伟人们，如果也像今天的政界领袖那样备受新闻界在枝节问题上的不停轰击，不知还能否得以幸存”，抱有这样的想法也不难理解他在水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了。在《福斯特对话尼克松》中，在最后，他明确的表露了自己的观点，
当总统去做那些窃听电话的事情的时候，那便不可以被称之为犯罪了。显然，他将自己放在了法律监管的范围之外了。这便成了他的悲剧。在半总统制的法兰西，戴高乐凭借着自己超然的地位有凌驾于政党和法律之上的权威，而在总统制下的美国，尼克松的东施效颦就铸成了大错。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对目的正义性与手段的正义性的辩论。这也一直是争辩的重点。在尼克松看开，如果目的是为了追求正义则可以不顾手段的正义性，也就是说为了追求正义的目的，可以不折手段。在第四章中，他对于麦克阿瑟以专制的手段促成日本民主的正义目的赞赏有加。他写道“麦克阿瑟现实大权独揽，集裕仁天皇的全部实权和精神权威于一身。后来在亲自解决了制定新宪法、实行土地改革等最棘手的难题以后，就逐渐开始把权力一步步移交给日本人民选出的代表吉田茂”。在对伊朗国王巴列维失败的总结中，他甚至说“当危机出现时，如果让不是草率的对敌手作出种种妥协让步，而是及时予以镇压，那才是挽救伊朗免于陷入当前的黑暗与混乱的最好方法。”
乍一看，会觉得这个逻辑没有问题，但是若承认这个逻辑，在年初中东镇压反对派的叙利亚就是合法的。其实，这逻辑最大的缺陷在于逻辑的不可证。在结果出现以前，你没有办法证明结果的正义。举例说，假使巴列维镇压了，这能保证一定带来民主么，如何证明不镇压不能带来更大的自由与民主。再者，对于正义目标的追求而使用非正义手段，这本身就有损于正义目标的达成。就好比，用杀人抢劫的钱来救济穷人，这本身无任何值得推崇的。中华民族的侠义情结，使人们对这种劫富济贫很有好感。其实，孕育在这种文化中的是一种伪道德逻辑。它对于民族思想的毒害是不可估量的。
只要结果正义，就无所谓手段的不正义。这种逻辑的衍生就是为达成目标可以不折手段，而这种思想，恰恰害了尼克松。如此看来，水门事件不过是一个引子，即使不在这件事上跌倒，他也会在其他事件中跌倒的。
最后。如果判断一本书好坏的标准在于是否可以引发读者的思考的话，这本书可以称得上是一本伟大的书。
篇四：尼克松的《领导者》读书笔记
读尼克松的《领导者》有感
看了《对话尼克松》，便对这个睿智老人产生了兴趣。突然想起了二十年前买过他的一本书《领导者》。当时读了书里的一篇《周恩来－来自达官门弟的革命家》，觉得晦涩难懂。今日重读，依然有此感觉，但也能理解一些。以下摘录一些他对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的精辟论述。
毛把自已看成功同两千年前第一次统一中国的秦始皇。他制造个人崇拜，使人们奉为神明。周一般使自已处于次要地位，忠实地起着使机器运转的作用。蒋在台湾进行统治，则利用他那叫人俯首听命的手段，维持了尊严。
周是一个共产主义革命家和具有儒家风度的人物，是有献身精神的理想家和深谋远虑的现实主义者，是政治斗争的能手和杰出的调解人。一个才识不如他的人如果扮演这些错综复杂的角色，就会以思想和行动上的不知所措而告终。但是周能够担当任何一种角色，或者把所有各种角色同时担当起来而不给人以优柔寡断、出尔反尔的印象。对他来说，扮演这些角色并不是玩世不恭，不断改换面具，反映了一个非常复杂而又精明的人的不同的侧面，这些侧面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为什么他的政治生涯如此漫长和丰富多彩。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专家的冷酷无情（博主注：互联网上的《领袖门》虽然恢复了删节内容，却把这句最为重要的话删去了），使他能够利用各种历史性的机会，并忍受政治上的挫折和生活上的艰苦。他又拥有儒家的个人品德，能在外交冲突中出类拔萃，并成为千百万中国人的“敬爱的领袖”。现实主义者的机敏，使他能精确地估计国内政治和国际外交背后的各种力量。在内部政治斗争中不动声色，能够保证他的政策不因为他的去世而中断，并且持续到毛以后的时代。调解人的策略和礼貌，使他在这些激烈分子企图使国家分崩离析的时候，保持统一
周没有架子，但却很沉着坚强。他通过他优雅的举止和挺立而又轻松的姿态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稳健。他忠实地保持着在个人关系和政治关系上从不“撕破脸皮”的中国老规矩。
在正式会议上，他那轮廓鲜明的面貌一直保持着异常安详。周一面倾听着我发言，稍稍把头偏向一边，一面直接盯着我的眼睛。基辛格有一次把周比作一条静静地待着、摆好姿态、伺机跃过来的眼镜蛇。有句过去常用来形容19世纪爱尔兰伟大的爱国者查理士·帕尔内的成语，对周恩来也是非常适用的：他是一座冰层覆盖着的火山。
他虽然由于体瘦而可能显得虚弱，但是他的精力却超过了许多比他年轻的同事。周还有一种既注意细节又避免陷入繁琐的罕见才能。“伟大来自对细节的注意。”就周而言，这句箴言几乎确实有几分道理。
周还有着中国人另一种明显的品质，即坚定不移的自信心。这种自信是中国人在他们的本土上由于享有数千年文化的最高成就而获得的
周的个性很适合他担任的这种政治角色，因为他如同一块由几种金属炼成的合金，较之任何一种单一的元素更为坚实有力。周的政治才能在于能够成功地扮演明争暗斗的能手和调和者这两种角色。
周在中国政局中变幻莫测的联盟的问题上，不声不响地运用权力，但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他从不给同事们以谋求更大权力的印象。每当受到毛庇护的强硬路线派结成联盟时，周尽管 1
对他们的新政策感到厌恶，但还是会同他的对手一起工作。他会暂时保持低姿态，等到联盟陷于僵局，他的支持就成了关键。在这时候，他就转向一个采取较温和路线的反对派。 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把民族利益放在意识形态之上。这正如他对基辛格说的，“舵手一定要见风使舵”。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说过，“周在毛的面前，像一个伺候一位杰出的国会议员的笨拙的秘书”。周具有优雅风度，很难想象他像个笨拙的人，不过在毛的面前，他确实退居从属地位，至少部分是故意这么做的。他看清了觊觎毛的宝座的危险性。
马尔罗对我说过，毛身上有种“巫师般的气质”，他是“心中有幻想存在，就为幻想所占有”的人。毛想象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类似大家庭的社会。当他得知他的儿子已经在朝鲜战争中牺牲时，他心平气和地回答说：“没有牺牲就不会有胜利，牺牲了我的儿子，或者别人的儿子，是一样的。”不过如果毛身上的猴气被这种幻想所占有，他身上的虎气就要在实现这种幻想时震撼中国。毛要求人民中间的自发性，不过只有这种自发性适合他的幻想时他才能忍受。当他们偏离了的时候，他就要通过运用国家的法律制约和残暴的警察权力（博主注：毛从来不屑于国家机器，他欣赏革命）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毛直到最终似乎都没有理解，这种高压政策产生了等级制，窒息了主动性，毁灭了自发性。
作为中国革命的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毛通过战略上的洞察力、战术上的灵活性和令人惊恐的暴力，使他在历史上取得胜利。
仅仅依靠他的洞察力和冷酷无情，毛是不能取得成功的。一种吸引狂热追随者的魅力和一种藐视巨大困难的意志力量也是必要的。毛的意志力产生了他超凡的魅力。我在会见他时，有一种感觉，他的意志力不知怎的是一种体质的特征。他的最生动的诗篇是在长征的战斗中间和战斗之后写的。当他写到斗争——特别是激烈的斗争——时的振奋情景，他似乎提到了意志的锻炼，就像别人所说的肌肉锻炼的那种情况。他以这种品质鼓舞他的同志们去完成像长征这样史诗般的任务，因为这使他因而也使他们成了似乎不可替代的人。
说起来也许很奇怪，这两个人在许多方面是很相似的。他们都是东方人。毛离开中国只有两次，即1949年和1957年在莫斯科同苏联领袖们会见。蒋只有两次到过亚洲之外旅行，一次是1923年随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一次是1943年作为四巨头之一到开罗去开会。两个人都常常长期隐居。毛利用这个时间来写诗，蒋则在山间散步时把时间花在背诵古典诗词上。
毛有一种轻松的不可抑制的幽默感。蒋在同我的会晤中从未表现任何幽默。毛的书法是龙飞凤舞的，那不规则的汉字分排成散乱的行列。蒋的书法则是刻板的，那方方正正的字体全是由完整的线条构成的。
蒋和毛的个人习惯形成鲜明的对照。蒋的一切都是有条不紊的——他的服饰、办公室和官邸。他在各方面都很自律，井井有条。用“干净利索”来形容他的形象不为过分。毛正好相反，他的书房里到处是书和报纸。如果桌面的整洁是衡量一个经理好坏的标准的话，那毛肯定不够格。
蒋是少见的那种政治动物，他是一个保守的革命者。美国革命最终建立了自由有序的国家，因为领导革命的人本质上是保守的。他们进行斗争是要夺回失去的自由。法国革命部分是失败的，因为革命的领导人企图实现一个纯粹是书本上的、抽象的理想，这一理想在法国是没有根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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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的意图更接近美国的理想，他想恢复中国的传统，他认为旧秩序损坏了传统，因此要反对。他还反对吸鸦片，缠小脚。但他不是民主派，尽管他引进了制宪政府。他认为，问题不是自由不够，而是自由太多。正像孙中山说的那样：“我们变成了一盘散沙。”所以中国需要纪律。蒋说他所寻求的纪律能够把中国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充分发挥出来。
蒋把他的主张在台湾实施了，创造了经济奇迹。诚然，他直到1965年，还一直接受美援，但美援的数额不足以使台湾经济如此快速发展。在大陆，共产党把农业生产集体化了，结果是人均粮食产量低于革命前。蒋对地主是实行赎买政策，然后把土地分给农民。地主把大部分的钱投资于工业，同时政府鼓励外国企业来投资。今天，台湾人均收入是大陆的五倍。1800万台湾人的出口额比10亿大陆人的出口额多一半以上。
蒋是一位实干家，在他动荡的一生中，他多次是对的，这导致他非常自信。他喜欢读王阳明的儒教哲学，王阳明说“知而不为，为不知也”。
甚至1949年的溃败也没能动摇蒋的自信。对他来说，这只是又一次暂时的挫折。我每次见到他，他都大谈“光复大陆”。即使他的一些助手已放弃了希望，他仍相信有一天会打回去。
他给自己起的名字叫“介石”，意思是“不可动摇的石头”。从他的性格来看，这名字挺适合他。我很钦佩他的决心。有些人会告诫某一位公众人士，他提出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些人缺乏创造性眼光，他们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只是因为前人没有做过。蒋懂得这一点，他曾撰文说：“我总被敌人所包围，有时还被敌人压倒，但我知道如何坚持下去。”
虽然蒋有坚韧不拔的精神，但他也有过错。不过，类似大陆陷落的悲剧不是一个人的过错所造成的。蒋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和军事战术家，但他拘泥于书本上的教条，充其量不过是二流的战略家。在他预先设想的战略形势下，他的行动迅速、果断，他按照他所知道的战争规律行事。如果战略形势不变，能胜过他的人极少。一旦战略形势大变，他就不能创造新战略了。许多历史人物能够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的创新在当时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历史书上充满了解释他们创新的脚注。那些能利用当时的机会，创造新的战略的人才是创造历史的人。毛正是这样的人，这是蒋的不幸。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如果没有毛，就会缺少神秘性。这种神秘性不仅吸引了那些征服了中国的狂热的支持者们，而且鼓舞了全世界的千百万人。但是毛像那些最革命的领袖们一样，会破坏而不会建设。
周也会破坏，不过他有着革命领袖少有的才能，能够做比统治废墟更多的事。他能保住过去那些最好的东西，并为未来建立一个新社会。
毛谈到自己时说，他身上有虎气，也有猴气。在他身上，交替地表现出冷酷无情的一面和充满幻想的理想主义者的一面。”毛不像周那样，他没有把他个性的各条经纬编织成一个整体，却让每条线索把他拉向不同的方向。
篇五：《管理思想的演变》读书笔记
让历史照亮未来
——《管理思想的演变》读书笔记
在读书之前以及读完这本书之后，我思考了三个问题：什么是管理？如何把握管理思想的演变？研究管理思想演变的意义何在？读完《管理思想的演变》，我有了自己的答案，虽然十分浅显，但确是我在读书过程中的思考和探索。 人具有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需求，要通过有组织的努力去完成。管理是社会组织中，管理者为了实现预期的目标，以人为中心进行的协调活动。管理是为了实现组织未来目标的活动。管理的工作本质是协调，管理工作存在于组织中，管理工作的重点是对人进行管理。
雷恩在开篇就提出，管理思想作为一种文化是现在和过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产物。管理思想影响环境，环境又反过来影响它。雷恩在“早期管理思想”、“科学管理时代”、“社会人时代”、“现代”四大章节中都着重介绍了当时经济、社会、政治上的文化氛围，这对于我理解本书有莫大的帮助。
研究过去是为了指引未来。我们借鉴国外经济管理的经验和理论，为的是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工作搞好。对于历史上的管理思想，对于资本主义的管理经验，我们要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对国外经济管理中可资借鉴的地方，我们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经过我们的分析和消化，为我所用，制定出一套适合我国情况的经济管理的科学制度。 以上是我读书过程中大致的思考和感受，下面是我具体学习情况的总结记录。
第一部分 早期管理思想
工业化之前，组织的主要形式是家庭、部落、教会、军队和政府。虽然经济活动的规模无法与工业革命所产生的结果相提并论，但是家庭事务、军事战役、政府管理以及教会运作方面确实存在管理需求。正如课本所介绍的，历史上的管理实践主要发端于四个方面：大规模集体实践活动，政治控制和社会实践管理，战争，宗教。
雷恩介绍了近东、远东、埃及、希伯来、希腊、罗马以及天主教会的管理实践，这些早期文明中最初的管理实践与尝试提供了许多关于组织与管理的远见卓识。例如，古埃及人和古罗马人都遵循“管理十人”的规则；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劳动分工将生产力最优化的观点，中国的朝廷工厂也出现了高度专业化的劳动分工；在公共管理方面，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都建立了全面的权力等级制度；天主教会在当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和控制相当突出，其领袖们也认识到了使整个组织制度化的需要。
雷恩认为早期管理思想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反商业、反成就甚至反人性的文化价值观。文化的重生则为工业化以及后来理性、正式、系统的管理提供了前提条件。文化的重生包括新教伦理、自由伦理和市场伦理。新教伦理挑战中央教会的权威，打破了神学对人们的束缚，激发了人们对现实成就的需要；自由伦理反映了独裁政府和代表制政府的长期斗争，试图保护个人权利；市场伦理提出了对重商主义的挑战，倡导“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的观点，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和自由主义经济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在这场思想革命中做出了举作轻重的贡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新教伦理的重生。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的禁欲主义或称清教主义为资本主义精神提供了宗教支持。虽然韦伯的观点也面对质疑与挑战，但他的
思考与分析确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教主义提倡珍惜时间、鼓励劳动分工与专业化、提倡节俭、克制与个人奋斗。受严峻的清教主义的影响，人们努力工作，自我克制、自我监督，节俭的生活在劳动中创造出剩余和利润，这些剩余的部分投入到新的事业，或改善原有的企业。信仰新教的父母在培养子女时会叫他们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这些做法会使孩子具有更强烈的获取成就的需求，这种需求将推动经济的发展。泰罗的父母都是清教徒，这与他日后在管理方面的成就不无关系。
文化的新生为工业化创造了先决条件，因而建立一个合理、正式、系统的管理知识体系的需要也随之产生了。但是，早期的管理到现代管理的演变确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18世纪的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经济、社会、政治的巨大变革。工厂制度成为新的生产组织形式。继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之后，管理成为生产的第四要素，与此同时，管理过程中也产生了诸多问题。从农村到城市就业的工人对工厂单调的劳动、严格的纪律和时间限制没有任何好感，工作时常常得过且过表现异常。熟练的技术工人极度紧缺，甚至出现卢德运动那样捣毁机器的极端事件。早期企业家试图通过在工作中摸索的经验来解决管理工厂和劳动力的问题。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试图寻找“新和谐”，巴比奇在科学管理时代之前很久便创立了科学管理方法，尤尔和迪潘成为管理教育的先驱。巴比奇、尤尔和迪潘更注重组织与方法问题，而欧文更关心工业化对人的影响。这些先驱的贡献是卓著的，但不可否认他们提出的原则仍是些支离破碎的观点。受技术水平的限制，企业家更多关注生产销售、财政、招募劳动力，管理被视为局部性的、个人的。特殊的问题而非一般化的理论原则。
大洋彼岸的美国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之后又经历了南北战争，但是在19世纪末却成为世界上政治与工业的领导力量。工业革命到达美国后，孕育了纺织工业，是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的制造技术面貌焕然一新，铁路和通讯则创造了美国第一个大型企业。雷恩介绍了斯莱特、麦卡勒姆、普尔，还有大名鼎鼎的卡内基。卡内基将技术与管理相结合，降低成本，扩大市场，创造更多就业，推动工业发展。
大致总结一下早起管理思想的文化环境。社会上，不管是奴隶社会还是中世纪，社会都是封闭的，教会控制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伴随宗教改革和十字军东征，新教伦理兴起，激励人们获取成就，不但有利于社会的开放而且推动了个人慈善事业的发展。经济上，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重商主义逐渐衰落，市场伦理鼓励创新和竞争，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成为规模经济的推动力，工业化的大幕拉开。政治上，代议制开始替代君主制，财产制度成为企业管理发展的制度背景。
总体来看，本部分主要介绍了科学管理前的管理思想，文化新生为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而工业革命使工厂制度取代了家庭生产制度，这也是管理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雷恩将这些问题归结为三类，十分独到和精辟：一是有效使技术、材料、生产结合起来的组织和方法问题；而是如何控制、激励、发展人的行为的人事问题；三是为了实现组织的目标，如何让把上述两方面融合在一起的管理问题。
第二部分 科学管理时代
工业革命的另一个阶段始于19世纪后半叶，劳动生产率问题是这一时期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具有普遍价值的问题。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运动为这一
时期的企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科学管理，顾名思义，是指在管理实践和管理问题研究中采用观察、记录、调查、试验等近代科学分析方法。不过，泰罗在意见听证会上指出：“科学管理的实质是伟大的心里革命。”工时研究是泰罗制的基础，他通过科学的调查方法，根据实际而不是根据传统来决定工人合理的工作量。他探索新的刺激手段，实行差别计件制。他提出了“同等工头”这个新见解，挑选并培训一流的工人，使工人掌握标准的生产方法、使用标准化的工具、机器、材料。他还提出了一种独特的“职能工长”监督方式，但这种制度并未得到广泛应用。他提出在管理控制中实行例外原则。他还实行一种成本会计法，这种方法遭到他所在的伯利恒钢铁公司高层的强烈发对，最后泰罗不得不离开公司。当然正如泰罗在听证会上所说，工人和雇主都应当来一次“精神革命”，劳资双方应变对立为合作，共同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努力。
作为19世纪末重要的领路人，泰罗具有很多可贵的品质。作为新教徒的后代，他继承了父母勤劳、节俭的品质，意志坚定，对自己要求严格。他具有探索精神和敏锐的洞察力，并且以一种理性的科学精神与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孜孜不倦的调查、试验、分析。他富有创新精神，喜欢思考和钻研问题，致力于寻找“最好的方法”。泰罗还是一位实践活动家，重视实践，到处演讲，还担任许多公司的顾问。特别让人意外的是，泰罗的兴趣爱好非常广泛，他不仅获得了机械工程师学位，而且是美国业余网球锦标赛的冠军，还拥有高超的高尔夫球技。毫无疑问泰罗是一位天才，为他的时代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留下了不可磨没的痕迹，他是管理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位核心人物，是名副其实的“科学管理之父”。
泰罗是科学管理时代的领路人，有越来越多的杰出的人才加入到运用、传播、发展科学管理思想的行列。拥有数学天赋的巴斯忠诚得贯彻了泰罗的正统思想。甘特创设新的任务与奖金制度而且使用图表帮助管理，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吉尔布雷思夫妇扩大了疲劳研究的范围，还特别强调了科学管理中的心理学。莉莲·吉尔布雷思——“管理的第一夫人”，格外令人钦佩。这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卓越成就（她是工业心理学的首创者，并且把人的因素带进科学管理），还在于她惊人的毅力和勇气，在于她能在“男人的世界里”冲破世俗与偏见的束缚不断探索。
个人认为科学管理有两大核心：效率主义和人的因素。人事管理领域既发端于“福利工作”和“改善工人境遇”的观念，又发端于科学管理。
法约尔是行政管理理论的开创者，他的许多思想成为管理学的基础。他提出了管理的十四项原则即分工，权力，纪律，统一指挥，统一指导，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报酬，集权，等级链，秩序，平等，人员保持稳定，团结精神，主动性。划分了管理的五大要素：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法约尔的一生都是在科芒博公司——一个采煤和铸铁联营公司度过的。这个企业在法约尔的领导下建立了垂直一体化体系。向后与煤炭和铁矿开采企业一体化，向前一体化则是把铁熔炼成钢并同时销售铁和钢。
法约尔认为管理并不仅仅是设计制度和方法以提高生产的速度（正如科学管理所倡导的），而且要井井有条地安排整个组织的生产、销售、财务以及会计各项职能实现一体化。法约尔坚持认为他的观点与泰罗的观点是相互补充的。泰罗与法约尔都是管理学大师，他们思想的异同背后是两人人生经历的差异。泰罗是在新教徒伦理与开放的美国文化环境中成长的，法约尔则身处较为封闭的法国社会。泰罗从普通工人做起，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发迹，他首先在工厂实践自己的观点然后从中归纳一般性的结论。法约尔一开始就进入了管理者的行列，从经理
的观点提出自己的一般管理理论。泰罗英年早逝，他的著作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其中不乏指责和争议，法约尔活的时间很长，但他的巨著《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在他在世时并没有受到关注和重视。、
法约尔提出的管理要素提供了管理过程的概念理论。他的管理理念是可以被学习、传授、实践的，是管理思想史上的里程碑。
马克思韦伯是与泰罗、法约尔同时代的伟人。韦伯是杰出的社会学家、宗教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他著名的代表作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访问过美国，接触到科学管理思想，他认为美国是最资本主义化的国家，比较美德经济现状后他开始思考：一个资本主义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是否可以形成卡特尔、托拉斯这样的大型组织并按照促进创新精神的方式来进行管理。
韦伯感受到为大型组织和大规模企业建立合理基础的需要，在此背景下提出了官僚集权理论。他把权威划分为三种类型：合理合法的权威、传统的权威、神授的权威。合理、合法的权威是官僚集权组织的基础。它的优点是：所有权力都有明确的规定；领导人具有行使权力法律手段；所有的管理者都是根据他的能力来挑选的；为管理的连续性提供了基础。
至此，组织管理理论的出现采取了两种形式：法约尔提出的管理要素与原则，韦伯设计的理想的行政组织蓝图。
古典管理时代的三个代表人物，为管理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泰罗率先在管理研究中采用近代科学方法，开管理研究中采用科学方法之先河。法约尔明确管理是企业的一种基本活动，其过程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为研究管理过程打下坚实的基础。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提出最适合于企业组织发展需要的组织类型和基本管理精神，成为各类大型组织的“理想模型”，同时揭示了管理的理性精神和合理化精神。这一时期管理的实践与研究，为管理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社会人时代
管理思想中的时代从来没有截然的开始或结束，而是存在着不同旋律的重叠，存在着各种大调、小调在不同主题中的变奏。雷恩所讲的社会人时代始于科学管理时代的后期，但直到30年代才得到广泛的关注。
提到社会人时代，大名鼎鼎的霍桑试验是必须要讨论的。在霍桑发生了什么以及对这些结果的解释已经成为管理思想演化的一部分。以研究车间照明与产量关系为起点，霍桑试验演变为寻找提高生产力原因的一系列实验。梅奥与勒特里斯贝格尔指出，产量的提高不是由于茶点和休息时间，而是与激励的付薪机制以及监工的管理风格有关。这种人际关系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倾听、交流以及领导者的社交技巧。
在科学管理时代和社会人时代之间搭建桥梁的有两位大师，福利特和巴纳德。福利特引入了一种人的团体观点和完形心理学。巴纳德是一位博学的经理人员，他提出了管理人员的职能：制定和规定目的，建立信息交流系统，从成员中获得必要的努力。巴纳德还推进正式组织的分析和引入非正式组织，以取得组织平衡。
四．现代管理
隐于对昨日的已知和对明日的未知之间，现在可以说是历史的黎明之时。现代管理学著作过于纷繁浩大，进行全面检验是不可能的事情，智能浏览其大致轮廓，力图体察管理思想在现代最重要的趋势、转变和影响。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孔
茨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管理学百花齐放、百家纷争的局面概括为“管理理论的丛林”。
雷恩重点介绍了现代管理思想的主要流派。、法约尔、孔茨、罗宾斯为代表的管理过程流派以一般管理理论为支撑，注重研究管理活动。人道主义者最先提出行为发展以及人际关系和其它一些以人为本的方法。阿里托斯、巴比奇等科学管理先驱和他们的继承者推动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的进步。另外还有以西蒙、马奇、赛尔特为代表的组织管理流派；以梅奥、马斯洛为代表的行为科学流派；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管理流派。
雷恩以《管理思想的演变》一书出名。他为人们勾勒出了一幅管理思想发展演变的宏观图景。他对管理思想史的研究，从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政治层面、科技层面综合考虑，通过对这四个层面的分析和综合，确定管理思想发展的文化背景，并以此为标准，把管理思想史分为早期管理思想、科学管理时代、社会人时代、当前时代四大部分。雷恩的研究有一大长处，就是遵循史学的基本要求，一方面尽可能展示历史原貌，复原历史真实；另一方面鉴古知今，对管理思想的发展以“了解之同情”进行梳理，提高人们的认知水平和反思能力。在管理学和历史学之间，雷恩走出了自己的学术道路。
《管理思想的演变》让我对管理、对管理思想有了大致的了解。当然，我认为这本书仅仅读一遍是不够的。在进一步学习管理学原理之后再重温经典，我相信我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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