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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需要自己的快乐，我们的责任便是尽可能地维护它。
——题记
学生们到了六年级，对事物观察得细致了，驾驭语言的功夫也娴熟了，由此及彼的联想总让我感到一阵阵惊喜。班里有一位写作特别棒的女生冯杰，在写“一个可敬的人”的主题作文时，把我这个大腹便便、戴着黑框眼镜的班主任当作写作对象，在作文里称我是“七班的熊猫老师，是同学们喜爱的国宝级老师”。当我怀着一份欣喜的心情，把这篇文章读给全班听时，大家都津津乐道于“熊猫老师”这个别号，仿佛有人替他们说出了心中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学生们见我十分乐意地接受了这个别号，高兴地鼓起了掌。而我，被学生当成国宝级的老师来喜爱，能不高兴吗？
因为有了学生给我起的别号，我开始对别号产生了研究兴趣。我在班里做了一个调查。我问：班里有多少同学有自己的别号？结果，全班57名学生，人人都有自己的别号，有的甚至多达三四个。
我把学生的别号归类后发现了诸多有趣的现象。别号里有可爱的卡通人物的名字，如：唐老鸭、米老鼠、一休哥、大头儿子等；有英雄人物的名字，如：霍元甲、黄飞鸿、赵子龙等；有体育明星的名字，如：小姚明、奥尼尔、小刘国梁等；有与植物、食物、动物相连的名字，如：含羞草、馒头、冬瓜、小猫咪等。
别号挺有趣，而且细细品味，皆能对号入座。比如脾气火暴的叫“雷雨”；善出谋划策的叫“军师”；做事说话扭扭捏捏的叫“含羞草”……别号一多，不期而遇的“巧事”自然也就多了起来。有一次，学生们朗读峻青写的《第一场雪》，当他们读到“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这句谚语时，不由自主地把“馒头”一词读得特别重，而且读过后，偷笑着，斜着眼看着那位别号为馒头的女生。那位女生虽然脸被羞红了，但从她那得意的神情看来，便知道她心里甭提有多么高兴呢。
或许是学生年龄大了，那些不文明的别号像泥沙一样尽沉河底。因此，学生们对自己的别号基本上没有意见。当然，也有例外。那位叫梁婉嘉的女生气呼呼向我“投诉”说，她不喜欢同学给她起的“牙买加”的别号，觉得怪难听的。我尊重梁婉嘉的意见，便在班上郑重宣布从即日起，“牙买加”这一别号停用。但同时，我让梁婉嘉去查一下地理书籍，具体了解一下“牙买加”这个国家。随后，我找来给梁婉嘉起别号的几个学生，问他们的理由。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牙买加和梁婉嘉，连着读，多押韵呀！牙买加人民热情似火，能歌善舞，皮肤黝黑发亮，跟梁婉嘉多么相像啊……没过三天，我在教室批改作业，听到坐第一排的阿朝小声地对后排的梁婉嘉说：“牙买加，今天下午放学后，我们几个人一块去上剑桥英语班，不见不散哟！”“没问题！”梁婉嘉干脆地回答。看来，她已心甘情愿接受了“牙买加”这一别号。
班里最让我心动的别号便是学生们给阿权起的“大智”。阿权由于小时候的一次高烧留下了后遗症，学习一直很吃力。我将“始作俑者”阿均拉到一旁“审问”：为什么会给不聪明的阿权以“大智”的别号？是不是有讥讽别人的味道？阿均一听，瞪大眼睛，一本正经地说：“谁说阿权不聪明？别看他学习成绩不怎么样，但在处理人际关系问题上，他比谁都聪明。还有，叫他大智，是想告诉他大智若愚的道理，让他对自己有信心。”咦，有点道理！孩子们的用心，在这一刻显得多么可爱啊！“大智！”我破天荒地当众叫起了阿权的别号。由于我这个班主任带头，学生们喊“大智”的次数远远超过喊“阿权”的次数。而大智就在同学们和我的一次次招呼声中，变得愈来愈自信，每天总能见他脸上挂满笑容。
现在，我虽无法深刻体验学生们在别号里寻找到的快乐，但我已能从“熊猫老师”的别号里，感受到一种心贴心的亲近。这种亲近的感觉，哪怕过了几十年，都还能被唤起。
我用心品味着学生们的别号，珍藏着一个个由别号勾勒出的生动而可爱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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