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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这是出自万历皇帝的《抗倭诏》。这也是大明帝国的写照。
我一直很佩服明朝，作为唯一一个是由南方统一北方的朝代，唯一一个克服地缘向北扩展，打的蒙古远遁至西伯利亚，唯一一个不割地不和亲不赔款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朝代。
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年）五月，日本“大阁王”丰臣秀吉发兵入侵朝鲜，气焰甚嚣尘上。他们攻入王京，“毁坟墓、劫王子、陪臣，剽掠府库，荡然一空，八道几尽没，旦夕且渡鸭绿江”。朝鲜“请援之使，络绎于途”。明神宗召集廷议，认为“朝鲜属国，为我藩篱”，是“必争之地”。当年七月，明朝就派出了第一支援朝抗倭的军队，反应不可谓不速。然而这一仗竟接连打了将近七年，其间起伏跌宕，曲曲折折。不过最终的结果是“诸倭扬帆尽归”， 明神宗“御门受俘”，明朝总算赢了。东北亚又回到了原来的秩序。
然而历代文人政客以及很多当代史学研究者都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万历三大征拖垮了明朝，尤其是这场朝鲜战争，评价更是不堪。这种说法究其根源，起于万历年间“争国本”事件中的朝臣及文人之手。
只是中国古代文人论政，少有以数据说话的，多以动机和道德为本。事实上，即使大略地去探究一下当时的财政数据，就可以很清楚地发现，这种说法其实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这次朝鲜战争，说起来历时七年，看着好象时间很长，其实这七年时间里，并非是一直在打仗的，在朝鲜的部队，也不是一直有那么多。其中绝大部分时间，双方是在对峙和谈判。
自一五九二年壬辰倭乱起，到六月祖承训率数千明军入朝，七月战败回国，十二月李如松才率大军再次入朝。次年李如松飞军直下三千里，收复了朝鲜三都。然而这次入朝的总兵力仅三万八千余人，哪怕到后来刘綎等援军入朝后，兵力也才四万出头。但李如松随即就于八月率三万多明军陆续撤出朝鲜，仅余数千明军驻留朝鲜。期间真正的作战时间，仅九个月。
再后来就得到一五九七年二月的丁酉再乱时，明朝才第二次大规模出军，这次规模比较大，但总动员人数也不过十余万，时间也仅一年，次年秋，朝鲜战争彻底结束。 当年读《明朝那些事儿》的时候，便发现原来当年的明朝是何等强大，一改往日对明朝皇帝昏庸无能的印象。或许真如那些所说，明朝亡于党争，亡于言祸。
而后想想，似乎不因言获罪，与而今也有些相似。那些在网上的公知，似乎不骂政府就无法体现其价值。无论国家做了什么都能挑出国祚衰亡的征兆。那些人真有气节骨气么，或许明朝那些最后的言官就给了我们一些很好的启示：在外敌来到脚下之前高喊宁死不降，死战到底，而最后却有不少转头就喊主子吉祥。相比之下，那些被言官们大书昏庸的皇帝与社稷共存亡。纵使是南明，也有与国通命运的勇气。这也是中华民族的血性。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并不喜欢清朝，更不喜欢被如今各类影视夸得天下无双的康雍乾三朝。我所希望，我所愿望看见的是我们这些为了国家崛起，为了国家安定的血性汉子。 就如那些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英雄们，常记心间。
最后，我想贴上万历皇帝的《抗倭诏》：
朕缵承洪绪，统理兆人，海澨山陬，皆我赤子，苟非元恶，普欲包荒。属者东夷小丑平秀吉，猥以下隶，敢发难端，窃据商封，役属诸岛。遂兴荐食之志，窥我内附之邦，伊歧对马之间，鲸鲵四起，乐浪玄菟之境，锋镝交加，君臣逋亡，人民离散，驰章告急，请兵往援。
朕念朝鲜，世称恭顺，适遭困厄，岂宜坐视，若使弱者不扶，谁其怀德，强者逃罚，谁其畏威。况东方为肩臂之藩，则此贼亦门庭之寇，遏沮定乱，在予一人。于是少命偏师，第加薄伐。平壤一战，已褫骄魂，而贼负固，多端阳顺阴逆，求本伺影，故作乞怜。册使未还，凶威复扇。朕洞知狡状，独断于心。乃发郡国羽林之材，无吝金钱勇爵之赏，必尽弁服，用澄海波。
仰赖天地鸿庥，宗社阴骘，神降之罚，贼殒其魁，而王师水陆并驱，正奇互用，爰分四路，并协一心，焚其刍粮，薄其巢穴。外援悉断，内计无之。于是同恶就歼，群酋宵遁，舳舻付于烈火，海水沸腾，戈甲积于高山，氛浸净扫，虽百年侨居之寇，举一旦荡涤靡遗。鸿雁来归，箕子之提封如故，熊罴振旅，汉家之德威播闻，除所获首功，封为京观，仍槛致平正秀等六十一人，弃尸稿街，传首天下，永垂凶逆之鉴戒，大泄神人之愤心。
于戏，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兹用布告天下，昭示四夷，明予非得已之心，识予不敢赦之意。毋越厥志而干显罚，各守分义以享太平。
凡我文武内外大小臣工，尚宜洁自爱民，奉公体国，以消萌衅，以导祯祥。更念彤力殚财，为日已久，嘉与休息，正惟此时，诸因东征加派钱粮，一切尽令所司除豁，务为存抚，勿事烦苛，咨尔多方，宜悉朕意。
将中华民族的血性，埋入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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