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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
人品指的是人的品格。文品指的是文章的格调。郭沫若先生说：文章是人写的，因此首先是人的问题。古语说：‘文如其人’，这是说什么样的人，就写什么样的文章。这话说的再清楚不过了，在人品与文品的关系上，是人品决定文品。
中国是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度。养浩然之气、重人伦道德是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之一。古往今来贤能之士无不道德文章相得益彰。将文品与人品割裂的观点是错误的。
孔子曰：听其言而观其行。也就是说，一个人光会说不行，还得看他如何做，知行要统一。《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不单单是歌颂司马迁的文字功夫，其中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的勇气，以及就极刑而无愠色，忍隐苟活，出于粪土之中而不辞的精神，才使得这部信史光照千古。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所以传诵千古，是因为他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诺言。还有于谦的《石灰吟》、岳飞的《满江红》等等，等等，文章诗词的高绝无不与他们人格的伟岸相映成辉。
表里不一者，自古至今也有之，但被当作反面教材警省世人。汪精卫之流即是。谁会去引用他的诗句？国难当头他的叛国之举对他早年的慷慨悲歌是个极大的讽刺。周建人会写文章，抗战时期他的媚骨降低了文章的格调，所以这类文学作品被称为汉奸文学。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近年居然有人为汉奸文学张目，难怪有人人品、文品弄不清了。书是什么？是引领人进步的阶梯。品读良书，就是品读精神，品读人生。
每个人的好恶都是有理由的，除非白痴。毛泽东说：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是真理。连狗都知道该向谁摇尾巴，向谁狂吠。读书是分群体的。看读书的类别便可知文化的高低、修养的多少，所谓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并不是人人都能欣赏得了阳春白雪的。有的人读不懂还作践人家，想以此显示自己的有文化，殊不知正好反衬出了没文化。真是沐猴而冠。
有的人喜欢拿放大镜看人，还有的人喜欢把人放在哈哈镜前看。才能出众者往往首当其冲。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其流弊古来如此。但时间将证明，历史终会给出公正的结论。张艺谋当年不也被骂得狗血喷头吗？什么《老井》、《红高梁》，被横挑鼻子竖挑眼。现在怎样？谁是谁非，一场奥运会开幕式已经证明一切。那些骂的人也偃旗息鼓了。中国就有那么一拨人，专靠搜集花边新闻吃饭，专靠整人、罗织别人罪状生活。自己眼高手低，便拿名人开涮，靠损人来利己，甚而干起了军情五处的活儿。中国人之擅长内耗，此为典型。要不，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怎么会有那么庞大的一支汉奸队伍呢？
提起余秋雨，有人总爱拿文革说事。摇唇鼓舌，言之凿凿，却没有一份来自官方或者权威的部门发布。如果余秋雨果真像描述的那样，应当成为三种人，怎么会被任命为上戏领导？你得相信群众相信党啊。
还有的人不明就里，听风就是雨，人云亦云，跟着起哄。关你何事？为此纠缠，所为何也？还是那句话，自己的脑袋不要长在别人的头上。自己应当主宰自己的命运。
文革问题，用今天的观点看，当时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百姓，都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别人喊口号，你无动于衷才怪。邓小平曾说，57年反右时我也举了手。《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曾登过钱学森的一篇文章，他认为只要有水利、肥料等条件，粮食亩产量可以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但这并不影响邓小平是总设计师、钱学森是优秀科学家的形象。历史问题，要历史地看。
曾几何时，有人把矛头对准万岁、红太阳，说是封建帝王那一套。今天，中南海新华门上仍赫然写着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口号，国庆60年大阅兵群众游街第一个方队也举着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巨幅标语。万岁一句祝福的话何错之有！如果心中无鬼，干嘛那么神经兮兮的？
篇二
立意是写作主体的思维情性与客观外物撞击而迸发出来的智慧和灵感的火花。主、客体本身的强度以及撞击过程中的力度，是决定立意强度的基本因素。要想文本立意出奇制胜，就要先在这些立意的基本构成要素上做文章。
―是写作主体本身的情性素质培养。主体的情性素质构成主体的自身强度，它包括人格品位的提升,新巴黎，志气识见的扩展，价值取向的确定,散文是最能体现人性、人格的文体。人有人品，文有文品，人品决定文品。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人品由人的道德意识、价值取向、意志毅力等因素构成，也包括思维敏锐度和深刻度的训练。这实际上是作者的才华与智慧的培养。散文的立意在于机智的发现，敏锐的感悟。
作者有良好的思想素质，如科学的思维方式、高尚的理想信念等，就能决定他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态度和思考深度。所以,要有意识地掌握一些科学的思维方式，如唯物意识、辩证意识、系统意识等等，学会科学地看待事物，分析事情。还要养成思考分析的习惯，才能保持高度的敏锐感。同时,还要有丰厚的学识积累。见多识广，才会有比较，有发现，才能见人之所未见，感人之所未感。还要热爱生活，热情感受生活,色图吧，体验生活，关注生活，把握自己独特的生活境遇与人生体验，把握自己特定条件下的情绪状态与情感质量，始终保持一种生命活力和情感活力，才能有真知真识,才能有新颖鲜活的情感和意念的产生，也才能有新奇深刻的立意。
审美水平与审美能力的培养与提高，也是决定散文审美价值的关键因素。审美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可以加深我们对感知对象的兴趣和热爱。审美意识是人们对待客观世界的美的态度的意识过程。有了审美意识的加入，感知世界的过程就变成了欣赏世界的过程和热爱生活的过程。这种精神上的愉悦，对作者是一种良好的陶冶。
世界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散文作者就要善于去进行这种审美发现。这就要求散文作者有一种非常自觉的审美意识，从审美的角度去感知世界，让自己获得一种精神愉悦，从而乐此不疲，坚持不懈，达到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并以此感染人，愉悦人。审美对感知的参入，是一种观感结合，物我双向渗透的过程。即从动情到移情，将人自然化，或将自然人化。动情越真，体验越真，其审美意义也就越深。
同时，散文作者还要注意强化立意意识。古人作文，特别重视立意，无论学者之文，应试之文，抑或交际之文，都追求一种“文道合一”的境界，追求“文以明道”，“文以明志”，“文以明理”，“文以致治”，以文施教化，借文以陶冶情操等等。这个传统一直承接下来，使作文者在意文章的“经世致用”，览文者留意文章的主旨深浅，因而使得古往今来的无数文章确实发挥了很大的社会功用。当然，自古至今，也一直有人主张淡化立意,新时期以来,百事乐，就有散文作者明确提出了“文章可不可以不要什么主题”的质问，显然有失偏颇。立意就像是文章的统帅，没有统帅的军队，只会是一群乌合之众。
强化立意意识，一是要强化作者的写作角色意识，包括作者想要去寻找发现值得写和可以写的东西的表达欲望。没有明晰的立意意识，没有强烈的表达欲望，就不会去做生活的有心人，以敏锐的眼光去寻找生活的闪光点。也不可能去思考、发现与判别客观世界中那些美的、有价值的事和物与情和意。就和千千万万的芸芸众生一样，对客观外物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只是多姿多彩的生活场景中的一个匆匆过客而已。
二是强化作者表意行为意识。即使是有了感触，有了意绪，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立意意识，面对纷繁的事物和复杂的情绪，你也无法确定自己要传达什么，该舍弃什么。只有明确了自己的表意目的，你才会有寻求什么样的寄托物去寄托自己意绪的表意行为意识，才能寻找到寄托物与自己写作意图的契合点，确定表意方式。
三是强化达意的行文意识。有了明确的立意，你才能去考虑运用什么样的营构方式、表达方式、语体风格来恰当地达情达意，也就才会有精彩的文本建构。有强烈的立意意识，经常萦绕在心头脑海，日思夜想，或是厚积薄发，或是多想出智慧，立意的出奇制胜才有可能。
篇三
近日，我在某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的是一位文学女青年，因相信文如其人而放松警惕，险些遭到她崇拜的一位作家的性侵害。
读来让人感叹不已，禁不住要聊聊人品与文品的问题。
人品是一个人做人的品德，文品是一篇文章表现出来的品格，两者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古人说文如其人，就是这个道理，但这只是相对而言，并非是绝对的。也就是说，文品好的人不一定人品好，相反，文品差的人，也不一定人品差。文章写得好、做人却坏透了
的人，从古到今都不乏其人。秦桧、汪精卫的文采都相当不错，但都是卖国贼。
据说很多贪官的文品也不错，谢亚龙的洋洋万言辞职书，写得激情四射，情真意切，痛斥起足球“假赌黑”和腐朽的足球体制一点也不含糊，曾感动了不少人，没想到，到头来却是贼喊捉贼的一场极具讽刺意味的闹剧。这说明，人性最难捉摸，不少虚伪的文人说起漂亮的大话和谎话来脸不红、心不跳。所以，要看清一个人的真正面目，光凭文品难免有偏差，还要学会辩证地看待。
为什么人品差的作家，也能写出感人的好文章？不是说言由心声吗？这就涉及到作家双重人格的问题。人性是最复杂的，也是善变的。一些具有双重人格的作家掌握了一定的语言技巧，在特定的情况下，写出感人肺腑的东西是不难办到的，这说明作家的良心还未泯灭。但人的性格会随着时间和环境的改变而不断转换，在一些不良因素的不断刺激下，意志不是很坚强的作家，很难做到言行一致，甚至邪恶的念头会占据上风，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来。人说话有时都难免心口不一，何况是经过深思熟虑写出来的东西，作家更可以把内心丑陋的一面隐藏起来，把美丽的一面呈现给读者。读者如果将文章的文品与作者的人品划等号，看错人的概率就会相当高。
作家虽然在外人看来是高尚的称号，其所组成的圈子相对其他领域纯洁得多，但也并非一尘不染，作家也是俗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私心杂念。然而，只要没有超出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做什么都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超出这个范围，理当受到谴责，作家应该正确面对，回避甚至掩盖，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其实，任何时候，人品和文品都不能划上等号，因为文章是写出来的，而人是做出来的，写毕竟比做容易，阅读时下一些名人的文章，又看相关的评论，突然想到人品和文品这个老话题。
影响文章好坏的因素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是那种把作者人格和文章本身联系起来的观点——人格决定文格。这没错。一个人，如果连做人都成问题，写出的文章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
然而，这是一条正确而又十分宽泛的标准，比如人品恶劣到什么程度才会影响文品；又比如作者如果有意识地掩盖人品缺陷，文章本身又很漂亮，别人怎么通过文字推断作者的人品等等。其实，人品对文品的影响是隐蔽的，而不是像刀切豆腐一样，每一半都看得很清楚。鲁迅先生曾说：“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只看一篇文章，未必能看出什么。昭梿在《啸亭续录》中说：“王西庄未第时，尝馆富室家，每入宅时必双手作搂物状。人问之，曰：‘欲将其财旺气搂入己怀也。’及仕宦后，秦诿楚谨多所乾没，人问之曰：‘先生学问富有，而乃贪吝不已，不畏后世之名节乎！’公曰：‘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千古之业。
余自信文名可以传世，至百年后，口碑已没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犹自在也。’故所著书多慷慨激昂语，盖自掩贪陋也。”前人在好多笔记中都引用了这个故事，如清人孙静庵的《栖霞阁野乘》卷下就有《王西庄自掩其贪》一段文字。王西庄就是王鸣盛，号礼堂，又号西庄，晚号西沚居士，江苏太仓嘉定县人，生于康熙六十一年，卒于嘉庆二年，活了76岁。
关于王西庄，清代的陈康祺在其笔记中却大赞其涵养：“光禄王西庄先生鸣盛，家居时，有无赖子与人赌胜，醉骂王氏之门。门者不能忍，先生力止之。次日，无赖子酒醒，其母挈之诣先生家请罪。笑谢之曰：‘昨汝酒醉，我却不怪，但以后醉了，若骂他人，恐致获咎。’无赖子惶恐而归，戒酒终身，卒无事。先生涵养如此，宜其瞽目复明，年跻大耋也。”
这段文字与昭梿记述王西庄之贪的文字，粗看也仅是视角不同，取材迥异，细思却觉得两段文字蕴藏的感情大异其趣，虽然是淡淡的、含而不露的。
看似矛盾的两件事，往往会和谐地统一在一个人的身上，这就是人的复杂性。王西庄如此，恐怕别人也脱不掉这一点。是用后者掩盖前者，还是以前者否定后者？都绝对用不着。古人曰：“黄金无足色，白璧有微瑕。”世上的人虽不能说肯定都有缺点，却可以说大部分有缺点。有些文章只提优点或者缺点，那是文章作者所为，与真切的实际是另一回事。因此，除了读一个人的全部文字外，还要尽可能多地读关于这个人的评介文字，几个方面综合看待，才接近一个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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